平子讲堂丨政治思想之革新人事制度厚德重才任能-南阳市张衡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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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屡省，懋乾乾。清风协于玄德，淳化通于自然。宪先灵而齐轨，必三思以顾愆。招有道于侧陋，开敢谏之直言。聘丘园之耿洁，旅束帛之戋戋。上下通情，式宴且盘。

——张衡·《东京赋》

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任用，对一个国家的兴衰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也明白这一道理。因此，每个朝代都有各自的人才选拔制度。

汉代的人才和官吏选拔制度主要包括征辟、察举等。

征辟是高级官员任用属吏的一种制度。汉代征辟官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三公府征辟。试用之后，由公府高第或由公卿荐举与察举，可出补中央官职或外掌州郡。故公府掾属官位虽低，却易于显达。一种是州郡征辟。由州郡佐吏，因资历、功劳，或试用之后，以有才能被荐举或被察举，亦可升任朝廷官吏或任地方长吏。公府与州郡有自行选官之权，而被征辟的属吏又不为朝廷命官，故去留亦可以自便。张衡任南阳主簿即为此例。如不应辟，也不能加以强迫，否则，要受到舆论的非议。尤其是州郡征辟是当时比较自由的仕宦途径，而且征辟之后，主官即当加以重用，否则，气节志行之士就要辞去。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利用。

察举即选举，是一种自下而上选拔官吏的制度，是两汉选用官吏最主要的途径之一。公元前196 年，汉高祖刘邦下求贤诏，令从各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自此开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而把察举作为选官的一项制度是从文帝开始的。文帝于前元二年（前 178）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十五年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汉武帝进一步把察举发展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一是对于察举人才的标准有了明确的规定，凡儒家以外的各家均不得举，开创了以儒术取士的标准。二是取士包括德行、学问、法令、谋略四个方面的内容。三是察举分岁举和诏举两类。岁举为常科，每年推举。科目有孝廉和秀才（东汉为避刘秀讳，改秀才为茂才）。察孝廉的对象是地方六百石以下的官吏和通晓儒家经书的儒生，由郡国每年向中央推举，有名额限制，是察举常科的主要科目。举秀才的对象为现任官吏，由州推举，所以人数比孝廉少得多。秀才的出路大多充任地方县令，比孝廉任用为重。诏举，是由皇帝下诏察举人才，是临时性的特科。其特点是：诏举常在灾异之后举行。如张衡因“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即为临时诏举。诏举人数不限，由诏令临时规定。无论是岁举孝廉、秀才还是诏举贤良文士，到中央以后均需经过考试。考试办法有对策（命题考试）和射策（抽签考试）两种。对策多用于考试举士，射策多用于考试博士弟子。凡属诏令推举之士一般是由天子策试，郡国岁举之孝廉、秀才则由三公府考试。儒生考经学，官吏考举奏，通过考试选出优等生，报皇帝录用。察举制在西汉到东汉初曾起过重要作用，为国家选拔了大批有用之才。

然而，自东汉和帝以后，由于多位皇帝或年幼无知、或昏庸无能，致使皇权旁落，外戚宦官轮替专权，把持朝政，政治腐败现象甚为严重。政治的腐败也导致了在选拔和任用人才上的不正之风。外戚、宦官结党营私，宦官为了争权夺利、巩固势力范围，在朝廷上下大量安插自己的亲信党羽，一些有识之士被排除在官僚队伍之外，得不到任用。到东汉中后期，察举不实的现象渐趋严重，这种察举制度已成为豪强或官吏安插亲信的私人工具，完全失去了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作用。更有一些清正诤直的朝臣遭排挤打压，甚至被贬官流放、囚禁诛杀。贵族王侯用人唯亲，以阀阅取士，强化自己的既得利益，注重门第阀阅，出现了累世公卿的局面。大族出身的官吏们为了把持政权、扩大家族的利益，“朋党用私，背实趋华”，“其贡士者，不复依其质干，准其才行，但虚造声誉”，互相推荐亲属故旧，以至于出现了“权贵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常以穷退见遗”的现象。汉章帝也曾无奈地承认：“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无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察举制成了豪族或官吏沽名钓誉、安插私信的工具，而地方各级官吏以金钱取人，贿赂升迁，人事制度非常紊乱。

顺帝时期，尚书令左雄曾上疏，对当时的政治人事上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汉初至今，三百馀载，俗浸彫敝，巧伪滋萌，下饰其诈，上肆其残。典城百里，转动无常，各怀一切，莫虑长久。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办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髡钳之戮，生于睚眦。覆尸之祸，成于喜怒。视民如寇雠，税之如豺虎。监司项背相望，与同疾疢，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观政于亭传，责成于期月，言善不称德，论功不据实，虚诞者获誉，拘检者离毁。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竞共辟召，踊跃升腾，超等趶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会赦行赂，复见洗涤。朱紫同色，清浊不分。故使奸猾枉滥，轻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动百数。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送迎烦费，损政伤民。和气未洽，灾眚不消，咎皆在此。

针对这种不正常的人事制度，顺帝采纳左雄建议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修建太学，扩充生员规模，任用清白儒生为官吏。下诏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对地方举荐的孝廉进行复试和试用，让“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

张衡虽然世为著姓，但出身清贫，他在南阳地方任主簿多年，入京后也官职低微，因此，对当时的察举征召等选拔人才中的弊端和不正之风有着深刻的了解和切身的体会。他曾“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也是对这种人才选拔制度的不满与不屑的表现。为了改变这种误国误民的人事制度，减少官吏录用中的不正之风，阳嘉元年（132年），时任太史令的张衡给顺帝上《论贡举疏》，陈述了自己在人才选拔任用上的见解：

古者以贤取士，诸侯岁贡。孝武之代，郡举孝廉，又有贤良太学之选，于是名臣皆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能焉。陛下即位之初，先访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艺当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古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偈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俸禄，于义已加，不可复使理人，及任州郡。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章帝集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宜从这。乃若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故当致其大者、远者也。

在这篇奏章中，张衡指出了贡举制度的弊端，那就是仅仅以辞赋的好坏作为录用官吏的标准。他指出，辞赋、博弈等技能只能是一种交际的游艺活动，而不能作为选拔人才的根本途径和标准。很多儒生为了追逐个人名利，纷纷起来学写文章。他们中间高明一些的人很会引用古代教诲讽喻之类的话，而拙劣的人只能把民间的俗言俚语连接成文，有点像滑稽艺人一样。更有甚者，竟然剽窃别人的东西写成文章，或是假冒别人的名字写文章。张衡认为，辞赋文章可以弄虚作假，和书画一样是雕虫小技，对治理国家处理政务没有一点实际作用。况且很多人是因为关系和贿赂而被录取的，如果让这些只会吟诗作画的人去州郡为官，管理地方，是会贻害百姓的，不利于社会教化。而治理国家，应该效法学习周文王、周武王的思想主张，选拔那些不仅具有真才实干，并且怀着远大理想目标，致力于国家大事业的人。

阳嘉二年（133年）四月，京师洛阳发生地震。张衡给顺帝上《阳嘉二年京师地震对策》，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对人才选拔的看法。其文曰：

臣闻政善则休祥降，政恶则咎征见。苟非圣人，或有失误。昔成王疑周公，而大风拔树木，开金滕而反风至。天人之应，速于影响。故《周诗》曰：“无曰高高在上，日监在兹。”间者，京都地震，雷电赫怒。夫动静无常，变改正道，则有奔雷土裂之异。自初举孝廉，迄今二百岁矣，皆先孝行，行有余力，始及文法。辛卯诏，以能宣章句奏案为限。虽有至孝，犹不应科。此弃本而就末。曾子长于孝，然实鲁钝文学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观，内必有阙，则违选举孝廉之制矣。且郡国守相，割符宁境为大臣，一旦免黜十有余人，吏民罢于送迎之役。新故交际，公私放滥。或临政莅民，为百姓取便，而以小过免之，是为夺人父母，使嗟号也。又察选举，一任三府，台阁秘密，振暴于外，货贿多行，人事流通，令真伪浑淆，昏乱清朝。此为下陵上替，分威共德，灾异之兴，不亦宜乎！《易》不远复，《论》不惮改。朋友交接，且不宿过，况于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为公者乎？中间以来，妖星见于上，震烈著于下，天诫详矣，可为寒心。明者消祸于东萌。今既见矣，修政恐惧，则转祸为福矣。

水者，五行之首，滞而逆流者，人君之恩不能下及而教逆也。《潜潭巴》曰：“水逆者，反命也。宜修德以应之。”

在这篇奏章中，张衡对人才选拔和官吏的任用提出了三条主张。一是选拔人才首先要注重孝行和德行。只有具有良好德行品行的人，才能进一步去学习文书和法条，而仅仅把能读通章句、书写奏笺的人作为应选孝廉的标准，就是一种舍本求末的作法；只注重外表，而不注重实质，就失去了推举孝廉的意义。二是地方官吏不宜更换频繁。郡国的守相，只要郡国安宁，就要给以大臣的印符，保持地方的稳定。而一旦因为一些很小的过错遭到撤职，就会株连十余人之多，官吏和百姓在这种不断的送旧迎新的劳役中疲于奔命。况且在新旧官员交替时期，他们不务公事，整日为私欲争逐，严重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三是察举结果应公开。三公、府椽以及宫廷在选拔人才上不能秘密进行，要将标准及结果公之于众。如果不这样就会出现恶人横行霸道，贿赂公行，交际应酬繁多的现象，混淆了真伪的标准，扰乱了国家秩序。下级欺瞒上级，上级随便更替下级，使国家的权威得到了分散。

张衡的这些主张在当时来说，还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的，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他认为选拔人才要注重德行和实才，要全面衡量一个人的德行和治国能力，这样才能选拔出德才兼备的经国济世的官吏。选拔人才也要注重社会效果，举孝廉制度就是引导人们遵守封建道德规范，重视社会舆论作用。被推举为孝子廉吏者可以获得高官厚禄，可以得到社会公认，容易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起到教化人民的作用。而单独以考试取官，不公开选拔标准和结果，忽视社会舆论的作用，不讲究德行、实才，容易诱导士人去追逐名利，营私舞弊，贿赂公行，败坏社会风气，致使政治腐败，也很难选拔出真正德才兼备，具有佐国理民理想的清正廉洁的官吏。因此张衡提出的注重实才，注重德行，公开选拔的主张，不仅有助于选贤任能，而且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促进社会的安定和政治的清明。

张衡用人以贤、广揽人才的思想在他的《东京赋》中也有所体现。他认为“所贵惟贤，所宝惟谷”，把选用贤才比作人们需要粮食一样重要，人不食五谷就要死亡，国家没有贤才就要衰败，充分认识到人才对国家政治兴衰的重要性。他认为“因进拒衰，表贤简能”，就是说要提升有实际才能的人，没有才能的人不能任用，要善于鉴别有能和无能，对贤能的人要在社会上大加表彰。他认为应该“招有道于侧陋，开敢谏之直言。聘丘园之耿洁，旅束帛之戋戋”。选用人才要不分贵贱出身，广开途径。可以从微贱的人中招录治国的良才，虚心听取忠正耿直人士的谏言。要优待和聘用有名望有才华的隐居之士，只有尊才用贤，才能使士人“咸怀忠而抱悫”，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建立良性的用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