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子讲堂丨人生道路之坎坷仕途（三）-南阳市张衡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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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迁侍中（顺帝阳嘉二年至顺帝永和元年）

《后汉书·张衡传》载：“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因张衡博学广识，忠于职守，品性耿直，敢于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能够为国纪朝纲积极地进谏上言，亦忧国忧民，关心王朝的政治命运，对朝廷忠诚，得到了顺帝的信任和赞许。于是升任侍中，被顺帝召至宫中安排在身边，以对朝事朝臣发表议论看法，为皇帝出谋划策。

侍中之职，两汉时期为宫内侍官，伺应皇帝左右。《后汉书·百官志》载：

侍中，比二千石。本注曰：无员。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法驾出，则多识者一人参乘，余皆骑在乘舆车后。本有仆射一人，中兴转为置酒，或置或否。

侍中本为虚职，无实权，但因能接近帝王，可以和皇帝议论朝政人事，影响皇帝的思想，相当于参谋或顾问，因此其位置显要，也被人所看重。其入选也是有条件的，不是一般人就能担任。刘昭注蔡质《汉仪》曰：“侍中、常伯，选旧儒高德，博学渊懿。仰占俯视，切问近对，喻旨公卿，上殿称制，参乘佩玺秉剑”，可见其地位相当高。

然而，任职侍中的三年，是张衡仕途中最忧患抑郁不得志的时期，是在夹缝中生存的三年。一方面，张衡是典型的文人学者，志不在仕。他“善属文”，“体性温良，声气芬芳，仁爱笃密，与世无伤，可谓淑人君子矣”，他“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他的兴趣和志向在于著述立说，从事专业研究和科学实践。虽然于时人看来，做为侍中能够接近皇帝，可以影响皇帝的言行，荣誉高，对以后的仕途升迁有极大的好处。但对张衡来说，离开了太史令，离开了自己从事多年的专业领域，是很不情愿的。另一方面，升做侍中，是顺帝对他博学广识的认可，对他正直清廉的一种信任，是一种较高的荣誉。顺帝之所以能够登基，是因为孙程、黄龙、杨佗等宦官和乳母宋娥等人的拥立，对这些人的一些贪赃枉法、耍奸弄诈、欺上瞒下的行为，也因拥立之功而不得不听之任之，有所顾忌，受到了牵制和蒙蔽，很需要一些耿直刚正之臣的进谏与襄助。而张衡多年来在官场上的所见所闻，对王朝衰败颓废、贪污腐败、朝纲不振的现象也深恶痛绝，从思想上也具有一种强烈的政治改良愿望。

再一方面，宦官外戚集团势力庞大，他们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祸乱朝纲。而顺帝由于受他们的牵制，甚至接受谗言，对张衡的一些政治主张和策略不予接受。在朝中，张衡处于宦官和外戚的双面打压包围之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心情十分的怨愤和痛苦。目睹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的黑暗现实，才能无法实现，有时，甚至不得不屈势而求生存，说一些违心的话。《后汉书·张衡传》载：“尝问天下所疾恶者。宦官俱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官职的变动，国事的衰颓，宦官的胁迫，使张衡的精神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与痛苦之中，郁郁而不得志。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张衡遂产生了退出政治旋涡，专事学术研究的想法。《后汉书·张衡传》载：

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因定汉家礼仪，上言请衡参论其事，会并卒。而衡常叹息，欲终成之。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捡遗文，毕力补缀。

张衡上书顺帝，请求专事东观也是有些原因的。东观是东汉宫廷中贮藏档案、典籍和从事校书、著述的地方，位于洛阳南宫。其建筑高大宏伟，共三层，最上层高阁十二间，四周殿阁相望，绿树成荫，环境幽雅。章帝、和帝以后，为宫廷收藏图籍档案及修撰史书的主要处所。东观收藏十分丰富，为汉代史的修撰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自明帝时起，班固、班昭、刘珍、李尤、刘毅、蔡邕等名儒硕学，先后奉诏于东观撰修国史，历时百余载，陆续撰成《汉记》。因成于东观，亦称《东观汉记》。李尤在此任职时曾作《东观赋》云：

东观之艺，孽孽洋洋，上承重阁，下属周廊。步西藩以徙倚，好绿树之成行。历东崖之敝坐，庇蔽茅以甘棠。前望云台，后匝德阳。道无隐而不显，书无阙而不陈。览三代而采宜，包郁郁之周文。

到东观修史补阙是张衡一生的夙愿，之前他曾两次与之失之交臂。一次是安帝永初四年（110年），安帝诏令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所藏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因工作任务所需，“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宫”，刘珍邀请张衡参加东观的工作。当时张衡已卸任南阳主簿，在家乡西鄂潜读，正醉心于扬雄的《太玄经》以及《南都赋》的写作，而未应允。另一次是安帝永初六年（112年），此时，张衡刚刚入仕进京，任郎中。刘珍在编撰《汉记》的过程中，因定汉家礼仪等事项，再次邀请张衡到东观做事。当时，张衡的好友马融也在东观任校书郎。这次，张衡十分愿意，但由于官职在身，身不由己。加之刘珍之后职位变动，转任越骑校尉，因此，这次东观之行亦未能如愿。这成为了张衡一生的遗憾。

顺帝阳嘉元年（134年），苦闷、彷徨之中的张衡向顺帝递呈《上疏请专事东观收检遗文》，残文曰：

臣仰干史职，敢徼官守，窃贪成训，自忘顽愚，愿得专于东观，毕力于纪记，竭思于补阙，俾有汉休烈，比久长于天地，并光明于日月，照示不嗣，永永不杇。

张衡专事东观的请求，除了学术兴趣之外，还有着复杂而深刻的政治背景，其初衷源于对戚宦集团的愤怒，对顺帝软弱无能的失望，以及自己政治主张抱负无从施展的哀叹，同时，也是为了游离于政治旋涡之外，避祸栖身的一种权宜和无奈之举。

▲汉顺帝刘保

然而，这样的请求却没有得到顺帝的应允。东观未成，张衡遂于同年作《表求合正三史》，将自己对史书典籍的校正意见呈于顺帝。其残文曰：

臣伏见陛下思光先绪，以典籍为本。而史书枝别条异，不同一贯。建武以来，新载未就。《易》称宓戏氏王天下，宓戏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史迁独裁五章，不记三皇，今宜并录。《帝系》：“黄帝产青阳、昌意”。《周书》曰：“乃命少皞清。”清即青阳也，今宜实定之。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

《表求合正三史》列举了《史记》、《汉书》、《汉记》中或不详，或遗漏，或错误的地方，有十几条之多，是张衡博览群书、校经考典、精研史籍的结果，也是他严谨治学、科学求真的唯物主义思想的表现。《后汉书·张衡传》亦载：

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又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书数上，竟不听。及后之著述，多不详典，时人追恨之。

张衡的这些建议曾不止一次地上呈顺帝，却最终未被采纳。等到后来的人们再著述考校时，典籍上的事不能详细了解。这时，人们想起了当时张衡多次建议而未被采纳的事，都对此追悔莫及，引为遗憾。

虽然专事东观未获准，但张衡工作之余，在收检遗文，校注典籍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后汉书·张衡传》载：“著《周官训诂》，崔瑗以为不能有异于诸儒也。”东汉中后期重臣胡广所注《汉官解诂》中也有“平子为侍中，典校书，方作《周官解说》”的记载。《周官》一书相传为周公所作，记载了周朝的政治礼仪制度与百官职守。东汉时改称《周礼》，并被奉为经典，在太学设众多博士授业，专家学者竞相研习。贾逹、郑众、马融、郑玄、郑兴等人都曾先后为之作注释义。张衡亦依自己的见解做《周官训诂》一书，但因未见载于史籍，其内容不得而知。

这一时期，张衡亦作有《思玄赋》和《怨篇》两部文学作品。

《思玄赋》展示了张衡在“为阉竖所谗蔽”的政治现实中，作为一个正直的、有报国理想的士大夫“势即不能，义又不可”的矛盾和痛苦心态。

赋文开头便作了如下的表白：“仰先哲之玄训兮，虽弥高其弗违。非仁里焉宅兮，非义迹其焉追？”表示要遵守古训，循仁蹈义。这也是张衡一生持守的做人行事的原则。然而，这一原则的坚守带来的是“既姱丽而鲜双兮，非是时之攸珍”的无奈。在既要恪守道德操守，又以求自保的矛盾中，张衡选择了沉潜于典籍，聊朝隐乎柱史，逍遥于仁义的自适、自慰的道路。《思玄赋》的想象丰富，词藻瑰丽，席泽宗先生从天文学的角度称它是“一篇难得的人类到星际旅行的畅想曲”。

《怨篇》是因“嘉而不获用，故作是诗也”。文中以秋兰喻美人，而以美人影射自己。表达张衡对现实社会黑暗的不满和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法施展，得不到朝廷重用时的幽怨之情。文章语言清丽，琅琅上口，“清典可味”，是诗作中的佳品。

END

编辑 | 陈枳佑

校对 | 付会军

审核丨黄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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