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张衡对离开太史令一职很不情愿，但也不得不听从调遣，转任公车司马令。公车司马令是为宫中传达奏章贡举的外官，是中央九卿之一卫尉的属官，负责宫中司马门（亦称南阙门）的看守警卫，夜间巡逻宫中。司马门是宫城的外门，京外的州郡官员要想上书或面见皇帝，亦或各地向朝廷贡举进献，均须在此受理，再由受理人转奏。公家的车马可以直达此处，过此即为内宫，故称受理之官为公车司马令。《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卫尉所属，有公车司马令及丞。”颜师古注引《汉官仪》曰：“（公车司马令）掌殿司马门，夜徼宫中，天下上事及阙下凡所征召皆总领之，令秩六百石。”《后汉书·百官志》载：“公车司马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宫南阙门，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这一时期，因为职务的原因，张衡在科学研究方面建树不多，但其在天文、阴阳、历算等方面的才能，于当时的地位无人能及。朝中每遇有这方面的大事，多参与其中。汉安帝延光二年（123年），张衡曾参与过一次东汉王朝的历法大讨论。据《汉书·律历志》记载：安帝延光二年（123年），中谒者亶诵言当用《甲寅元》，河南梁丰言当复用《太初》。尚书郎张衡、周兴皆能历，数难诵、丰，或不对，或言失误。衡、兴参案仪注者，考往校今，以为《九道法》最密。诏书下公卿详议……遂改历事。
这次大讨论的起因，是有人从图谶和灾异等迷信观念出发，企图更改当时用的较为科学的《四分历》，提出应改用“与天相应，合图谶”的《甲寅元历》。又有人从汉武帝“攘夷廓境，享国长久”出发，认为应倒退回去采用《太初历》。张衡和尚书郎周兴对这两种意见进行了批驳和诘难，指出了其中诸多与事实不符的错误之处，使这两种错误意见的提出者无言以对，或者回答失误，从而为阻止历法的倒退做出了贡献。在这次大讨论中，张衡与周兴两人通过研究多年的天文观测记录，把各种历法的理论推算进行了比较，认为是《九道法》最精密，建议采用。当时其他的历法都是按月亮匀速运行而计算的，而《九道法》指出月亮的运行速度是不均匀的，所计算出来的结果更符合天文实际。张衡说“天之历数，不可任疑从虚，以非易是”，坚持历法只能按天象的实际变化规律而定，不能凭虚妄的主观臆测而随意附会，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科学唯物主义精神。《九道法》本是当时最合理、最进步的，但由于其不符合千百年来人们所习惯的历法安排，不被因循守旧的人所接受，未能在讨论中通过，这在中国历法史上是一个损失。其月行不均匀的计算方法直到刘洪的《乾象历》中才第一次得以采用，被推迟了半个多世纪。安帝延光三年二月至三月，皇帝刘祜东巡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借以隆扬天威，展示礼仪，省察地方，观察民风民情，施行教化。《后汉书·安帝纪》记载了这次东巡的盛况：三年春二月丙子，东巡狩。丁丑，告陈留太守，祠南顿君、光武皇帝于济阳，复济阳今年田租、刍槀。庚寅，遣使者祠唐尧于成阳。戊子，济南上言，凤皇集台县丞霍收舍树上。赐台长帛五十匹、丞三十匹、尉半之、吏卒人三匹。凤皇所过亭郡，无出今年田租。赐男子爵，人二级。辛卯，幸太山，柴告岱宗。齐王无忌、北海王普、乐安王延来朝。壬辰，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癸巳，告祀二祖、六宗，劳赐郡、县，作乐……三月甲午，陈王崇薨。戊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阙里，自鲁相、令、丞、尉及孔氏亲属、妇女、诸生悉会，赐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还，幸东平，至东郡，历魏郡、河内。壬戌，车驾还京师，幸太学。
这次东巡历时四十七天，规模宏大，群臣相随。张衡作为随从，也参加了这次东巡的整个过程，并写下《东巡诰》一文，以歌颂天子功德，赞扬天国的隆盛。文曰：
惟二月初吉，帝将狩于岱岳，展义省方，观民设教。率群宾，备法驾，以祖于东门，届于灵宫。是日也，有凤双集于台。壬辰，祀上帝于明堂。帝曰：“咨予不材，为天地主，栗栗翘翘，百僚万机，心之谓矣。孰朕之劳，上帝有灵，不替朕命，诞敢不祗承。凡庶与祭于坛之位者曰，怀尔邦君，寔原先帝，载厥太宗，以左右朕躬。”群臣曰：“帝道横被，旁行海表。一人有韪，万民赖之。从巡助祭者，兹惟嘉瑞。”乃歌曰：“皇皇者凤，通玄知时。萃于山趾，与帝邀期。吉事有祥，惟汉之祺。”帝曰：“朕不敢当，亦不敢蔽天之吉命。”
这一时期，张衡的文学作品见于史籍者，有《舞赋》、《羽猎赋》。《舞赋》所存不足300字，以生动、深刻、形象、清新的语言描写了汉代的歌舞艺术。《羽猎赋》是描写皇帝外出打猎时的场景，铺张其盛况。张衡是主张节俭反对浮华奢侈的，此赋虽是残篇，但其劝谏之语，在佚文中可见一斑。另有《日蚀上表》，意为朝廷上奏应对边患之策。去职五载，复居太史令，张衡内心是喜悦的，因为这与他本人的主观愿望相符，更能发挥他精通天文历算的特长。在任公车司马令的当年，张衡曾致信特进邓骘，表达了盼望能再次担任太史令的强烈愿望。按当时的官阶俸禄，公车司马令、太史令皆为六百石，因此，此次迁职属于平级调动，而张衡却毫无怨言。他“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实为从容淡静之学者本性的率真流露。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自去史职，五载复还，乃设客问，作《应间》，以见其志云。再次担任太史令之初，朝中一些腐儒奸宦对他冷嘲热讽。那些追逐名利的人，认为他如倦鸟归窝，仍还旧巢，仕途不达。有的为他有罕见的才智却怀才不遇而惋惜。有的却幸灾乐祸地挖苦嘲笑，说他虽然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了屠龙之技，却对升官加爵毫无用处。还有的人劝他要识时务，应卑体屈己以求立功上进。张衡做了《应间》一文表达了自己的志向。他说：捷径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进苟容，我不忍以歙肩。虽有犀舟劲楫，犹人涉卯否，有须者也。姑亦奉顺敦笃，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获不吝。不见是而不惽，居下位而不忧，允上德之常服焉。方将师天老而友地典，与之乎高睨而大谈，孔甲且不足慕，焉称殷彭及周聃！
表明了自己决不愿以投机钻营为手段，以违背道德原则为筹码去追求什么荣华富贵，而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去信守敦笃、忠信之美德，不管别人如何嘲笑自己，都要坚守志向，追求自己的目标。再次担任太史令的张衡，其政治思想已逐渐成熟，改良愿望也日趋显现。安帝建光元年（121年）至顺帝永建元年（126年），也就是张衡担任公车司马令的五年左右时间中，东汉王朝经历了外戚与外戚、外戚与宦官之间的明争暗斗、你死我活的残酷倾轧。和熹皇后邓氏于建光元年三月去世，五月，其兄邓骘就被加罪免去了特进的封号，并被驱逐回了封国，不久绝食而死。安帝后阎氏即以兄阎显及弟景、耀、晏并为卿校，典禁兵。其舅耿宝监羽林左骑，位至大将军。宦官李润被封为雍乡侯，小黄门江京被封为都乡侯，后两人都又升为中常侍。这一时期，朝政非常混乱，外戚更相阿党，宦者骄横跋扈，奢靡之风竞相涌起，节俭遗规荡然无存。延光三年，江京、樊丰等人进馋，陷害太子刘保，安帝遂废太子，贬其为济阴王。第二年，安帝南巡拜祭章陵，途中于叶县驾崩。皇后密不发丧，与其兄阎显及内宠江京、樊丰谋划迎立北乡侯刘懿为帝，是为少帝。
少帝在位仅仅二百余日而薨。在江京与太后商议准备征济北、河间王子入朝待选期间，中黄门孙程等人发动政变，收杀阎显兄弟，迎立济阴王刘保为帝，是为顺帝。伴随朝政风雨飘摇的是国家连年灾害不断，边境也频频告急，东汉王朝雪上加霜，昔日的光辉已不再拥有，自此逐渐步入衰退。朝政的混乱，国家的衰变，张衡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对于这个曾寄予无限希望的王朝，已相当失望了。
张衡忧国忧民，对人民的疾苦十分关切，对国家具有很强的政治责任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对这种局面，张衡也希望能以己之力，为国家的复兴做一些贡献。为此，他多次上书顺帝，阐明自己的改良思想。纵观张衡一生的创作，其有籍可考的政论文章主要集中在顺帝即位的永建元年（126年）至阳嘉二年（133年），亦即其第二次担任太史令的八年时间。东汉王朝自章帝之后，和帝、安帝即位时都是未成年的孩子，好不容易长大亲政之时又都早逝，外戚宦官乘虚而入，国事大坏。张衡的少年、青年及入仕的早期正在这一时期。他无比痛心地经历了时代的变迁，朝廷的动乱。顺帝即位时虽然也是一个孩子，但其秉性聪慧，天分颇高，有较强的政治手腕。11岁时与谒者长兴渠、宦官孙程发动政变，剪除了阎氏集团。继位后，也曾励精图治，广开言路，修缮太学，常能从善如流。对于这个新上台的皇帝，张衡寄予了很高的希望，这八年间，张衡频频上疏言政与此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分别于永建五年上《陈事疏》、阳嘉元年上《论贡举疏》、阳嘉二年上《京师地震对策》、《请禁绝图谶疏》、《举孝廉疏》，充分表达了革新除弊、反宦反戚的政治主张。
这一时期，张衡在文学上除了《应间》之外，于顺帝永建二年（127年）作有《鸿赋》，于顺帝永建四年（129年）作有《羽猎赋》。在学术研究上，他进一步发扬科学创造思想与科技实证精神，进入了生平又一科学创造的旺盛期。特别是缘于其时地震频仍对国计民生造成巨大灾难性的现实，发明创造了地动仪，成为人类在地震科学领域里的一项伟大创举，奠定了他作为地震学鼻祖的历史地位。
转载请按以下格式注明来源↓↓↓
张衡博物馆官方微信（微信号：nyszhbwg）
南阳文广旅公众号是南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创立，主要宣传国家文化旅游方面的政策法规，展示南阳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成就，发布南阳文化旅游惠民信息，交流文化旅游工作经验，发布重要公告，回应社会重大关切。
关注南阳文广旅公众号，各类南阳的重点旅游政策、攻略、优惠信息第一时间发布，哪里好看、好玩、有优惠让您早知道，各文旅场所疫情后开放时间也会在这里发布！
▲点击上方卡片，关注南阳文广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