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子讲堂丨人生道路之求学洛阳-南阳市张衡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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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惟张君,资质懿丰,德懋才美,高明显融,焉所不学, 亦何不师,盈科而进,成章乃达。一物不知,实以为耻。闻一善言,不胜其喜。

——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

和帝永元七年（95年），张衡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辛，终于来到东汉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京师洛阳，这里设有全国最高学府——太学。东汉承袭西汉，设置太学作为儒家经学的最高学府，这是当时儒学思想的学术权威机构。太学内分置五经博士，由各经专家教授弟子。博士的人选需要熟通儒家经典，有师承，能讲说训诂和章句，并被当代学者所推崇。全国各地的求学青年莫不以能得到这些五经博士的亲授而感到自豪。《后汉书·儒林列传》载：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荣，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可以想见当时儒学之极盛，而太学作为儒学精神的集散地，其崇高地位于此可见。

按照当时的制度，要想进入太学，首先必须经过地方县令的推荐及郡太守的严格考察，一般社会青年是不可以随意进入的。由于张衡多年游学在外，没有经过地方的推荐，故不能直接进入太学学习。《后汉书·张衡传》载：“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虽然张衡没有进入太学学习，但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他经常到太学里去参观旁听，并私下里拜访各家经师名儒，请教求释。他学无常师，从不抱残守缺，人云亦云，不墨守一家学说，去皓首穷经，因此，他也得以能够自由地博采众家之长。“焉所不学，亦何不师”，以致达到了“通五经，贯六艺”的地步，做到了德能学识全面发展，最终得到了京师众多学者的赞许。

张衡在洛阳期间，不仅学识大有长进，也结交了一些名儒大家，他聆听他们的教诲，得到他们的指点，这些对他后来的学术和仕途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他还结交了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同他们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有的更是一生的知交。张衡“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所以交友不算太广。据许结先生考证，约有二十余人，即贾逵、鲍德、邓骘、杨震、陈宠、吕盖、崔瑗、马融、窦章、李尤、刘珍、刘騊駼、李固、左雄、王符、周兴、郎顗、许慎、朱穆、蔡伦等。“从交往的范围看，有政坛、宗教、学界（包括天文、历法、方术、文学）诸色人等；从交往的性质看，张衡所交重在贤德，而交接之契机，更在学术”“《张衡评传》，（许结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999年版。张衡虽交友不多，却都是社会各界名流，体现出他“焉所不学，亦何不师”的追求和交游唯贤的偏好。

其中，对张衡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位：

贾逵（30-101年），字景伯，右扶风平陵人（今陕西咸阳市西北），东汉著名的经学家、天文学家。一生著作等身，所撰经传义诂及论难达百余万言，又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凡九篇，“学者宗之”，被称为“通儒”。代表作有《春秋左氏传解诂》三十篇，《国语解诂》二十一篇，另著有《春秋左氏长传》二十卷，《尚书故同异》三卷，《毛诗杂义难》十卷，《周官解诂》等。教授了许多得意弟子，如许慎、崔瑗等。贾逵精通天文，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上是位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贡献不可磨灭。

▲贾逵

崔瑗（78-142年），字子玉，琢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其父崔骃为东汉著名的文学家、儒学大师，曾任窦宪大将军府主簿。崔瑗18岁到洛阳游学，拜贾逵为师，学习天文、历法、数学、物理等多科知识，在书法上亦有成就，是一个博才多艺的人，在京师享有盛誉。多次入狱遭贬，一生仕途坎坷。崔瑗与张衡关系最为密切，张衡对天文学产生兴趣并做出卓越成就，与他的影响密不可分。张衡去世后崔瑗做《河间相张平子碑》，极尽溢美之辞，成为后世了解研究张衡不可多得的史料。

▲崔瑗《座右铭》

马融（79-166年），字季长，右扶风茂陵人（今陕西兴平东北），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音乐家。出身名门贵族，历任校书郎、议郎、南郡太守等职。他学识渊博，很有才干，其门下生徒众多，经学大师郑玄、卢植即出其门下。常与张衡交流经学、文学，交往频繁。

王符（约85-162年），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源）人，出身低微。他品性清高，不愿同流合污，因此，仕途不畅。他文学造诣颇深，隐居潜夫山，著书30多篇，集结为《潜夫论》。书中讥评时政得失，揭露豪强地主的贪婪残暴，历数经济、政治、社会、风俗等方面本末倒置、名实相违的黑暗现象，引用很多历史教训来警告统治者。他强调人的重要性，提出农桑是富国之本，向往贤才治国，希望明君尊贤任能。《潜夫论》一直流传至今，是研究东汉社会的一部重要资料。

▲王符著《潜夫论》

左雄(?—138年)，字伯豪，南阳郡涅阳（今河南邓州市穰东镇）人。少有大志，聪明好学，知识渊博，品性笃厚，善助邻里，誉满郡县。汉安帝时举孝廉，迁冀州刺史。顺帝拜为尚书，不久又升尚书令。其改革弊政，重视教育，培养人才，实行考试选官制度，对完善科举制度作出了贡献。左雄对朝政多所匡肃，治国之策影响深远。刘珍（?—约126年），字秋孙，南阳郡蔡阳县（今湖北省枣阳市西南）人，史学家。少年好学，永初年间（107—113年），担任谒者仆射，邓太后下诏派他与校书郎马融及五经博士在东观校书。永宁元年（120年），邓太后又命刘珍与刘騊駼作《建武以来名臣传》，后转任侍中、越骑校尉。延光四年（125年），官居宗正，第二年，升任卫尉，在官位上去世。刘珍著作颇多，除《建武以来名臣传》外，又撰《东观汉记》二十二篇，《释名》三十篇，以辩万物之称号，为训诂学专著。

张衡经常与这些学师与学友探讨研究学问，相互激励，共同提高。这些朋友不但在学问上对他有着良好的帮助和影响，同时也对他后来的仕途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张衡勤奋好学，品德优良，才华出众，其在洛阳名声渐起，得到洛阳的学者和上层达官贵人的认可。于是，要他做孝廉的推荐书，请他当幕僚的聘书纷至沓来。

《后汉书·张衡传》载：“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汉代，举孝廉和辟公府是入仕为官的两条主要途径。孝廉是汉代察举制的科目之一，孝廉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洁的意思。实际上察举多为世族大家垄断，互相吹捧，弄虚作假。汉武帝确立了独尊儒术的基本政策，选拔统治人才特别重视人的品德，强调为人立身以孝为本，任官从政以廉为方。因此，察举孝廉被确定为选拔人才的最重要科目，成为汉代察举制度最有代表性的典型科目。汉代举孝廉定为岁举，即各郡每年按规定人数举荐人才，送至朝廷，是汉代选拔官吏和任用升迁的清流正途。至于东汉，从地方官吏到名公巨卿，有不少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

西汉时考核比较严格，吏治比较清明，东汉中期以后，考核松弛，察举不实，有不少滥竽充数者。孝廉举至中央后，按制度不立即授以实职，而是入郎署为郎官，承担宫廷宿卫，目的是使之“观大臣之能”，熟悉朝廷行政事务，然后根据品第才能，被任命为不同的职位，如地方的县令、长、相，或中央的有关官职。然而张衡淡泊名利，对这类举荐断然拒绝。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对于这种徒有虚名的声誉，张衡不屑一顾，不愿应之。他曾在《应间》中写道“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这正是张衡不媚权贵，淡泊仕途，不流习俗，具有远大志向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