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衡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创新贡献(上)

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诗歌是起源最早、历史最久的一种，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发展、成熟的。《淮南子•道应训》里有这样的记载：“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农夫们一起抬木头，喊着有节奏的号子协调大家的步伐，鼓励大家出力，鲁迅也曾把这种劳动号子称作最早的诗歌。早在公元前6世纪，我国就编成了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305首诗歌精华。我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是战国末期楚国的屈原。他创作了一系列不朽的诗歌作品，被后人汇编于《楚辞》之中。《诗经》和《楚辞》，是后世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驾齐驱、融会发展的优秀传统。

两汉时期，在文坛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赋体文学，文人诗歌的创作冷落寂寞，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乐府民歌较为繁荣和活跃。汉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吸收了民间养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形成了一种真率的风格。在句式章法上，打破了四言骚体构筑的藩篱，五言、七言、杂言均被灵活运用。乐府诗歌在沉闷的汉代文学中，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辞赋创作的同时，张衡亦涉足诗歌领域，并写下了一些为后世所称颂的名篇佳作。他秉承“与世殊技，孤固是求”的科学开拓精神，在诗歌创作的多个领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取得了令后人称颂的成就，为我国诗歌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其主要表现在文人五言诗的成熟、七言诗体的创制和艳情题材的重开等方面。

（一） 借鉴乐府歌谣形式，使文人五言诗的创作走向成熟。

自我国第一部诗歌集《诗经》问世以后，其四言的诗体形式独领风骚，汉代更把《诗经》列为五经之一，奉为经典，诗人争相模拟，皆以四言为主，其他诗体遭到排斥。《文心雕龙·明诗》云：“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可见，直到西汉末年，文人五言诗尚未出现，诗坛还是四言的天下，绝大多数文人都走因循守旧的道路，要打破传统并非易事。延至东汉中期，结构单调的四言诗逐步显露出它的局限性，其两字一拍，四字一句的句式缺乏抑扬起伏，制约了诗歌内容的扩展。在这种情况下，节拍丰富，涵括力强的五言诗就应运而生了。

汉代五言诗最初是以民间歌谣和杂诗的形式出现的，乐府民歌中就保存有大量这种新诗体。如《陌上桑》：“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如《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再如《孔雀东南飞》：“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等。

五言歌谣在民间的传唱发展中，逐渐引起了文人的注意。第一个将五言诗引入文人创作的是班固，但他的《咏史》因缺乏诗歌的形象与情感，艺术价值不高而被后人认为“质木无文”。“而真正能够得五言诗之神髓，运用这种新的诗体创作诗味浓郁诗歌的文人应该是张衡。他的诗既有民歌的率真质朴，又不失文人诗的温雅含蓄。”

张衡的五言诗流传下来的有两首，《同声歌》和《歌》，而尤以最早创作的《同声歌》最为后人称颂：

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懔若探汤。

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蒸尝。

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

洒扫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重户结金扃,高下华镫光。

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

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

《同声歌》在拍节上遵循了二、三的句式结构。五言诗虽比四言诗每句仅多出一个字，但它的结构由四言的二、二拍节发展为二、三拍节。因此，诗的节拍有奇有偶，奇偶相配富于变化，摆脱了四言诗拍节单调的困境，适应了当时语言中双音词语逐渐增多的情况，使诗歌易于接近口语，平易而不古奥。《同声歌》和《歌》在语言上还体现出五言诗韵律方面的特征。《同声歌》偶句尾字分别为房、汤、当、尝、床、霜、香、张、忘，隔句押韵，一韵到底，音律谐美，语言流畅，读来朗朗上口。《歌》同样也是偶句押韵，并且符合五律“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的格式。《同声歌》是继班固《咏史》之后出现的第二首文人五言诗，它变“质木”而为富有灵性与真情，变“无文”而为词采华茂，语言更富于技巧。它的出现昭示了文人五言诗体的成熟与完善，自此，五言诗创作继者日丰，佳作频涌，为形成“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的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