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子讲堂丨文学成就之诗歌创作（上）-南阳市张衡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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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诗歌是起源最早、历史最久的一种，是伴随着人类的起源和发展同时进步的。《尚书·虞书》谓：“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要靠文字记录才能流传，而最早的诗歌是人们的口头创作，靠口耳流传，可以不依赖文字。像《左传》所记的宋国筑城民夫们讽刺华元的诗，就是口头创作，当然，这还不是最早的诗歌，最早的诗歌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淮南子·道应训》里有这样的记载：“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农夫们一起抬木头，喊着有节奏的号子协调大家的步伐，鼓励大家出力，鲁迅也曾把这种劳动号子称作最早的诗歌。

早期，诗、歌与乐、舞是合为一体的。《礼记·乐记》谓“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葛天氏是传说中的古代部落，他们的宗教兼娱乐活动是，由三个人拿着牛尾巴，边跳舞，边唱歌。后来诗、歌、乐、舞各自发展，独立成体，诗与歌统称诗歌。

早在公元前6世纪，我国就编成了诗歌集《诗经》。它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305首诗歌精华。《诗经》不仅时间长，范围广，内容丰富，而且艺术性高，对后代诗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代表了我国诗歌史上第一个高峰。我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是战国末期楚国的屈原。他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一系列不朽的作品，后被汉人汇编于《楚辞》之中。《楚辞》是中国诗歌史上另一个灿烂的高峰，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发展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阶段。《诗经》和《楚辞》，是后世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驾齐驱、融会发展的优秀传统。

汉乐府是继《诗经》和《楚辞》之后，我国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了大量贴近现实生活的作品，是我国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乐府”原指国家音乐机构，后代将乐府收集编辑的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辞也称为乐府。汉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多数是针对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件有感而发，通俗易懂，长于叙事，富有生活气息，句式以杂言、五言为主。在汉乐府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逐渐发展成熟，在东汉取代四言诗成为新的诗歌形式。

两汉时期，在文坛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赋体文学，文人诗歌的创作冷落寂寞，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乐府民歌较为繁荣和活跃。汉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吸收了民间养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形成了一种真率的风格。在句式章法上，打破了四言骚体构筑的藩篱，五言、七言、杂言均被灵活运用。乐府诗歌在沉闷的汉代文学中，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辞赋创作的同时，张衡亦涉足诗歌领域，并写下了一些为后世所称颂的名篇佳作。他的诗作流传下来的不多，见于典籍的有四言的《怨篇》，五言的《同声歌》、《歌》（残），七言的《四愁诗》。另有《思玄赋》系诗2首，一为七言，一为四言，《定情赋》、《东巡诰》系诗各一首及《南都赋》系诗2首，皆为四言。这些作品，从章法结构、情感表达、艺术手法等方面来看，与诗骚及乐府民歌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创作思想受到了前人的深刻影响。

张衡的诗歌中大量运用比兴手法，对《诗经》、《楚辞》以来的比兴传统进行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郑众曾第一个给比兴下了定义：“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朱熹则比较准确地说明了比兴作为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他认为：“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通俗地讲，比兴就是譬喻，是对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以使其特征更加鲜明突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说道：“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锡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蜩螗以写号呼，浣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义也。至如麻衣如雪、两骖如舞，若斯之类，皆比类者也。楚襄信馋，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风兼比兴。”比兴手法的应用最早出现于《诗经》。《关雎》中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句子，以河洲上和鸣的鸟，比喻淑女是君子的好配偶。《氓》中亦有“桑之未落，其叶沃若”的词句，先以葱茏茂盛的桑树写照自己的青春，继而又以诱人的桑葚比喻令人沉醉的爱情，并把恋爱中的山羊比作贪食而快乐的小鸟，十分贴切。《离骚》在比兴的运用上进了一步，把《诗经》原来的比兴材料，如草木、鱼虫、鸟兽和风云雷电都赋予了生命，让他们有了人的意志，用以寄托诗人的感情。所谓“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使诗歌具有了象征的性质，扩大了诗歌的意境和表现力。

张衡继承了这种传统，诗歌中大量运用比兴手法。如《四愁诗》，其序云：“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依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很明显地指出了对比兴的运用。《四愁诗》继承了屈原《离骚》中以美人比君子的比兴象征传统，以重章叠咏的形式结构全篇，在一唱三叹，反复唱叹中加强了比兴的表达效果。又如《同声歌》《乐府解题》云：“同声歌，汉张衡所作也。言妇人自谓幸得充闺房，愿勉供妇职，不离君子。思为莞蕈在下以蔽匡床，衾帱在上以护霜露，缱绻枕席，没齿不忘焉，以喻臣子之事君也。”很明确地道出了此诗寓意之所在。郭茂倩同时也认为：“凡歌有寓意而作者，张衡《同声歌》之类是也。”再如《怨篇》，其序曰：“秋兰，咏嘉人也。嘉而不获用，故作是诗也。”张衡用秋兰比美人，以美人比自己，以抒发自己空有报国之学却得不到重用的愁怨心情。

诗骚作品在比兴的运用上往往只是一首诗的片段，是一种简单的比喻和联想，而张衡在继承和借鉴的同时，还把比兴手法在《诗经》和《离骚》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步，运用更加丰富和多样化，使它的艺术表现力更加委婉，感情表达更加深刻。在《四愁诗》中，他使用了排比。“太山”、“桂林”、“汉阳”、“雁门”、“梁父艰”、“湘水深”、“陇板长”、“雪雰雰”、“金错刀”、“金琅玕”、“貂襜褕”、“锦绣段”、“英琼瑶”、“双玉盘”、“明月珠”、“青玉案”这些词语皆有着各自的寓意，一个接一个的比兴材料的排列推出，使诗所表达的感情得到了逐步深化。在《同声歌》和《怨篇》中，张衡还使用了隐喻的比兴手法。他以妻子服侍丈夫比臣子事君，以秋兰美人比自己，这都是作者应时境而做，如果读者不了解作者的经历、境遇及心情的话，仅从诗面上很难体会其寓意所在。

同样，张衡的文学作品中，诗骚传统也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的《归田赋》、《思玄赋》以其个性化的现实悲情，表现了对楚骚幽怨情结的思想渊源。但“与赋创作相比，张衡的诗作更多骚怨精神，这一则源于他的创作情感由早期的颂德与讽谏交互为主流向后期讽谏与哀怨交互为主流的转移，一则又源于诗主缘情与赋主体物的文体相殊之因素。”

《四愁诗》是张衡晚年的作品，其突出的特点就在于继承了《诗经》的章法与《离骚》的意蕴，并将他们完美地融为一体。陈懋仁引《竹林评传》的话说：“张衡《四愁》，遥衷耿慕，犹风骚之遗韵也。”在艺术上，它采用《离骚》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在抒情上，秉承了《离骚》“郎丽以哀志”、“绮靡以伤情”的特点；在结构上，则沿袭了《诗经》民歌反复叠唱的典型形式。这种形式不仅使人的情感在一唱三叹中尽可能地得以抒发，而且还能表现人们的动作节奏和情感变化状况。每章以带“兮”字的句式开头，明显继承了骚体诗的章法，但其诗句的韵律和节奏又具有继承诗骚精神而来的汉乐府民歌的活力。诗中叠章铺叙出由东到南，由南到西，由西到北的思虑与远眺的过程。如此的回环往复，经过四章的反复咏唱，产生了强烈的哀情气氛，由此将楚骚的情韵和风诗的体格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

在语言的运用上，张衡诗作中也常常表现出对诗骚的继承。在《定情赋》中有一首系诗：“大火流兮草虫鸣，繁霜降兮草木零。秋为期兮时已征，思美人兮愁屏营。”这是一首七言骚体诗，诗中多处用了《诗经》的语言和意境。前两句是从《豳风·七月》中“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和《召南·草虫》中“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演化而来，而后两句则是从《楚辞·离骚》中“日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和《楚辞·九章》中“思美人兮，揽涕而伫眙”演化而成。屈原在《离骚》中，常常把秋兰作为高尚品格的象征。如“纫秋兰以为佩”、“秋兰兮蘼芜，罗生兮堂下”、“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等。

张衡的《怨篇》以秋兰咏嘉人，与《离骚》的艺术手法是相通的，这明显是受到了屈原的影响。当然，它们之间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张衡的诗中蕴含着一种浓浓的哀愁，含蓄而内敛，与屈原诗歌中直率强烈的感情抒发有一定的差异，这或许是屈原九死未悔和张衡守静未竞的性格根源所造成的。张衡的诗歌之所以受到屈原的影响如此之大，也可能与他生长的地域背景有一定的联系。张衡是南阳人，历史上曾经为楚国统辖，离楚文化中心很近，容易受到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的影响。同时，两人的遭遇类似，都有为小人馋蔽，不能施志的苦闷之情，在思想上有许多共鸣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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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陈枳佑

校对 | 付会军

审核丨黄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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