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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子讲堂丨文学成就之诗歌创作(下)

来源:讲座培训 / 时间:2023-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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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诗骚传统和汉乐府民歌借鉴、吸收并加以融会贯通的同时,张衡也秉承了“与世殊技,孤固是求”的科学开拓精神,在诗歌创作的多个领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取得了令后人称颂的成就,为我国诗歌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其主要表现在文人五言诗的成熟、七言诗体的创制和艳情题材的重开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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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借鉴乐府歌谣形式,使文人五言诗的创作走向成熟。
自我国第一部诗歌集《诗经》问世以后,其四言的诗体形式独领风骚,汉代更把《诗经》列为五经之一,奉为经典,诗人争相模拟,皆以四言为主,其他诗体遭到排斥。《文心雕龙·明诗》云:“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可见,直到西汉末年,文人五言诗尚未出现,诗坛还是四言的天下,绝大多数文人都走因循守旧的道路,要打破传统并非易事。延至东汉中期,结构单调的四言诗逐步显露出它的局限性,其两字一拍,四字一句的句式缺乏抑扬起伏,制约了诗歌内容的扩展。在这种情况下,节拍丰富,涵括力强的五言诗就应运而生了。
汉代五言诗最初是以民间歌谣和杂诗的形式出现的,乐府民歌中就保存有大量这种新诗体。如《陌上桑》:“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如《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再如《孔雀东南飞》:“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等。五言歌谣在民间的传唱发展中,逐渐引起了文人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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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将五言诗引入文人创作的是班固,但他的《咏史》因缺乏诗歌的形象与情感,艺术价值不高而被后人认为“质木无文”。“而真正能够得五言诗之神髓,运用这种新的诗体创作诗味浓郁诗歌的文人应该是张衡。他的诗既有民歌的率真质朴,又不失文人诗的温雅含蓄。”张衡的五言诗流传下来的有两首,《同声歌》和《歌》,而尤以最早创作的《同声歌》最为后人称颂:
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懔若探汤。
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蒸尝。
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
洒扫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重户结金扃。高下华镫光。
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
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
《同声歌》在拍节上遵循了二、三的句式结构。五言诗虽比四言诗每句仅多出一个字,但它的结构由四言的二、二拍节发展为二、三拍节。因此,诗的节拍有奇有偶,奇偶相配富于变化,摆脱了四言诗拍节单调的困境,适应了当时语言中双音词语逐渐增多的情况,使诗歌易于接近口语,平易而不古奥。《同声歌》和《歌》在语言上还体现出五言诗韵律方面的特征。《同声歌》偶句尾字分别为房、汤、当、尝、床、霜、香、张、忘,隔句押韵,一韵到底,音律谐美,语言流畅,读来朗朗上口。《歌》同样也是偶句押韵,并且符合五律“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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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声歌》是继班固《咏史》之后出现的第二首文人五言诗,它变“质木”而为富有灵性与真情,变“无文”而为词采华茂,语言更富于技巧。它的出现昭示了文人五言诗体的成熟与完善,自此,五言诗创作继者日丰,佳作频涌,为形成“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的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开辟诗作新形式,确立文人“七言之祖”地位
和推动五言诗的成熟与完善相比,张衡在探索七言诗体方面的成就更为重要。在张衡之前,七言诗体仅仅作为歌谣的形式而流布于民间,尚未进入文人视野,而张衡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将七言结构应用于自己的诗文创作之中,开辟了七言诗体新形式。
在对七言诗起源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张衡《思玄赋》结尾的系诗应该是我国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并把它称为《思玄诗》。诗曰:
天长地久岁不留,俟河之清祗怀忧。
愿得远渡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
超逾腾跃绝世俗,飘遥神举逞所欲。
天不可阶仙夫稀,柏舟悄悄吝不飞。
松乔高跱孰能离,结精远游使心携。
回志朅来从玄諆,获我所求夫何思!
独立来看,这首诗符合七言诗二、二、三式的拍节节奏,而且,也非常接近七言诗尾字的音韵特点,可以说它基本上具有了后世七言诗的特征。但是,由于它是作为赋的系诗出现的,是对赋的说明与补充,因此,并没有获得作为一首诗所应有的独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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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史学界所广为认可,真正能够称得上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完整的文人七言诗的作品是《四愁诗》。明人许学夷称“张衡乐府七言《四愁诗》……当为七言之祖”,今人张在义称其为“我国七言诗的滥觞”。该诗如下:
我所思兮在太山。
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
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
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
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
美人赠我琴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
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我所思兮在汉阳。
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
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
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我所思兮在雁门。
欲往从之雪雰雰,侧身北望涕沾巾。
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
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从内容来看,《四愁诗》缘情而作,韵趣皆佳,已改变了民间七言歌谣的单调。从语法上来看,除每章首句加“兮”字外,较少运用衬字组句,与传统模拟楚骚的七言句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从拍节上来看,全诗每句皆为二、二、三句式,已是后世七言诗的标准拍节。整首诗韵随意转,音节清晰,旋律谐婉,既显示出七言诗的早期形态,又标志着由粗率七言歌谣向文人七言诗的成功转换,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在我国七言古诗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无怪乎萧子显对《四愁诗》的地位给予极高的评价:“桂林湘水,平子之华篇;飞馆玉池,魏文之丽篆;七言之作,非此谁先。”
(三)把男欢女爱引入诗歌创作,重开艳情题材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而定型,最终成为整个国家宗法思想的基础。儒家思想统治下的汉代文学,也成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强调的是君臣伦理、礼乐教化功能,一切有异于这种思想的文学作品,比如民间表现男女真挚爱情的诗歌,皆被斥为“郑卫之声”。“郑卫之声,桑间之音,此乱国之所好,衰德之所说”,为统治阶级和正统文人所不容,遭到禁锢。东汉中后期,随着道家思想的兴起和渗透,文人的创作思想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其表现之一就是艳情题材的复兴,而这种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人物就是张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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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情题材的文学作品起源于战国的宋玉,其《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均有对男女情爱的描写,而后要推司马相如,其《美人赋》更具艳情色彩。而《美人赋》之后,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艳情题材的文学作品就销声匿迹了,直到张衡的《同声歌》才重开艳情风气。
《同声歌》是一首以新婚女子口吻表现情爱题材的五言诗,可以说是第一首正面反映男女欢爱的文人诗作。它吸收了乐府诗歌直率真挚表达情感的特点,大胆突破了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教观,对男女追求情爱的描写真挚而又直率。诗中假托新婚女子口气,述其新婚之夜又惊又喜的心情和初享男女之乐的欢快:“衣解金粉卸,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这样的描写已经触及到了床第之欢。黄节认为:“张衡《七辩》曰:‘假明兰灯,指图观列,蝉绵宜愧,夭绍纡折,此女色之丽也’,盖即所言列图陈枕,仪态万方也。”诗中所列之图,乃描摹房中之事的春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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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震泽对诗中所涉及的典故作了解释:“天老,传说为黄帝的辅佐之一。《帝王世纪》:黄帝以风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圣配下台,谓之三公……此言天老教黄帝以男女之事。”可见,张衡巧妙地借用房中术的典故装饰文辞,寓含蓄于直率,达到了“丽而不淫”的效果,其“寄兴高远,遣词自妙”,蕴含着撼人心魄的生活和艺术之美。《同声歌》敢于大胆突破儒家诗教的禁锢,抒发了人类至善至纯的感情,热情地赞美了夫妇间正常的情感需求,从而大大拓宽了汉代文人的审美视野,给读者以全新的感觉,开启了文学自觉时代的先声。虽然,张衡笔下所述男女之情或有所寄托和寓意,但仅从遣词用文来看,客观上却开启了男女欢爱的描写之风,使艳情题材重回诗人笔下,这也是东汉政治衰乱,经学失衡,文风递转的一个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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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陈枳佑
校对 | 付会军
审核丨黄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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