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衡的一生来看，尽管有早年志于匡扶朝政、振衰起废，晚岁时想隐退、遁世逍遥的心迹变化，但观其对待社会和人生所阐发的主要观点，则恰如他依违于仕、隐之间的生存方式，是一种始终处于政教与自然、礼制与个性、经世致用与远翥逸迈之矛盾中的人生观，以及由此凝定的儒道双修或绌补的人生哲学思想。儒家和道家思想是汉代最基本的两种思想体系，对汉代人文精神的构建起到了其他任何思想无法比拟的作用。在两汉四百年间，不同的时期它们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之间的关系也发生着不同的变化。西汉建立之初，由于秦朝“焚书坑儒”思潮的延续，道家思想占据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主流，儒家思想处于从流甚至于禁锢之中。但是，儒家思想有着强大的社会根基，它吸收墨、法思想，经过不断发展，逐渐得到上层统治阶级认可。尤其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而一跃取代道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随着儒家一尊地位的确立和巩固，道家思想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之下。
至东汉中期，由于王朝政治混乱和国力的衰落，加之谶纬神学对儒学的虚妄、附庸、歪曲、篡改，导致了士大夫阶级治生与治学态度以及学术思潮的明显变化，经学自身的发展已危机重重。由此，道家思想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改善，发展空间得到了拓展，并逐步兴盛起来，并表现出与儒家思想互补融合的趋势。
梳理张衡的一生，他目击了大汉王朝由盛及衰的渐变过程，也感受了汉代人文精神观念的此消彼长。早年，他志于佐国理民、匡扶朝政，晚年，却又意欲隐退归田、遁世逍遥，崇儒与尊道构建了张衡人生哲学的两大主题。这里既包括了儒家的仁义精神、礼制观念、伦常道德，又涵盖了道家玄化为本、虚静自持的自然主义。张衡对待社会、人生所表现出的主要观点，具有既符合社会道德秩序，又符合内在的人格需求的鲜明特征，就像他介于仕与隐、抗与忍的生存方式一样，表现出一种根植于对社会现实的忧患意识以及人生道德规范基础之上的崇儒尊道、儒道互补的人生思想。而这种崇儒尊道、儒道互补的思想，也贯穿了张衡一生的文学创作道路，并在其文学作品中有着清晰的呈现。
经过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及二百多年的不断发展，至东汉时期，儒家学说已经全面取代了其他各种思想，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从而成为社会的普遍思想基础。《后汉书·儒林列传》载：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客，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祖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王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张衡对儒学的接受是一种必然。他出生第二年，章帝会全国大儒于白虎观，讲授五经，作《白虎通义》。年六岁时，帝又诏诸儒从贾逵受《左氏》、《谷梁春秋》、《故尚书》、《毛诗》。张衡早年的生活，见证了儒学繁荣的局面，当时，“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加之其官僚家庭的环境影响，幼年的张衡接受的无疑是儒家思想的熏陶。求学时期的张衡，“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所学知识，皆为儒家经典，况其既“观太学”，必当受到通儒贾逵的影响。在洛阳期间，张衡交结了如崔瑗、马融等一批志投好友，这些好友日后皆成为儒学大师。崔瑗“年十八，至京师。从侍中贾逵质正大义，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学，遂明天官、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诸儒宗之。与扶风马融、南阳张衡特相友好。”此时，正是一个人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受到他们的影响，儒学思想成为张衡思想体系中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也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了。张衡进京入仕之前，曾在南阳太守鲍德手下担任主簿达九年之久。鲍德政绩卓著，很受张衡敬佩。他在《绶笥铭》中云：“冠缨组履，文章日信”、“服其令服，鸾封艾民”，并做《南阳文学儒林书赞》，赞颂鲍德实施善政，修建学舍，振兴南阳教育。可见，鲍德崇礼重教的儒家思想对张衡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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