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中兴以后，儒学虽然统治了东汉的思想领域，但道家思想依然有其影响力，无论士人学者，研究老庄之学者仍然甚多。王充的本体论就是以道家自然主义为中心的。他在《论衡·谴告篇》中云：“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充分体现了老庄自然无为的天道观。而同为汉赋四大家之一的班固，对道家思想中的一些观念也予以肯定。他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张衡的好友王符在《潜夫论》中提出了自己的宇宙生成论：“上古之世，太素之时，元气窈冥，未有形兆。万精合并，混而为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浊分明，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天地壹郁，万物化淳。和气生人，以统理之。是故天本诸阳，地本诸阴，人本中和。三才异务，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气乃臻，机衡乃平。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这种以阴阳论宇宙的思想是道家元气本原说的很好的体现。
东汉中期以后，由于政治的混乱，儒学的发展遇到了困境，曾凭借利禄吸引士人而大行其道的今古经学受到了冷落。尚敏在上殇帝疏中云：“自顷以来，五经颇废，后进之士，趋于文俗，宿儒旧学，无与传业。由是俗吏繁炽，儒生寡少。其在京师，不务经学，竞于人事，争于贿货。太学之中，不闻谈论之声；纵横之下不睹讲说之士。”《后汉书·儒林传》亦载：“安帝览政，薄于文艺，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在这种思潮下，文人士大夫开始在思想领域另辟出路，于是，道家思想乘虚而入，重新活跃起来。
张衡对道家思想的接受很早就有了。他从容淡静、与世无伤的个性与道家的为人之道有着天然的契合之处。他尚在求学时期就曾“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及后“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这种不慕当世的表现，与道家思想的影响有着极大的关系。对张衡道家思想影响最大的，应属扬雄的《太玄经》。扬雄也是汉赋四大家之一，少时曾师从研究老庄的著名学者严遵，在他的许多赋作中，如《反离骚》、《逐贫赋》、《解嘲》等均表现出老庄思想中安时顺势、浑然无为的人生观。他的《太玄经》乃模仿《周易》的体裁而成，其“玄”，意为玄奥。《太玄经》糅合儒道思想，提出“夫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也”、“质干在乎自然，华藻在乎人事”等与道家思想相通融的观点。张衡曾精研《太玄经》，并做有《太玄注》。他在《与崔瑗书》中云：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复二百岁，殆将终乎？所以作者之数，必显一世，常然之符也。汉四百岁，《玄》其兴矣。
张衡将《太玄经》与儒家《五经》相提并论，对其极力赞扬，可见张衡对道家思想是认可并接受的。具有精通的历史学知识者易于与道家文化产生联系，因此，久居太史令之职对张衡道家思想的形成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史学者基于对历史的全面了解，能够对生死、祸福、古今之道做出客观的总结。道家思想的奠基者老子也曾做过史官，他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史官对待历史和人生的理念，更接近于道家思想，史官十分清楚历史的来龙去脉，对于政治变幻、社会人生比一般人看得较为透彻，大部分研究史学的人都具有秉要执本、清虚自守的谦退精神，这和道家隐逸、自全的理念相契合。
另外，张衡对道家思想的接受还有现实的政治因素。他在京居官期间，外戚宦官交相把持朝政，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倾轧，殊死较量，朝廷之中充斥着各种黑恶势力阵营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党锢事件不断。张衡看透了这种政治局面，却也无可奈何，为了保护自己，他不得不接受道家避祸求全的思想，而“庶前训之可钻，聊朝隐乎柱史。”这在他写给自己的同乡、当时的权臣邓骘的《与特进书》中表露得十分明显：“蓬莱，太史之秘府，道家之所贵。衡再得当之，窃为幸矣。”张衡认为太史令是道家所推崇的职务，如果自己能够再次担任，将会感到非常荣幸，所以他请求特进邓骘帮忙恢复太史令一职，借以避开险恶的政治斗争。而从这些话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张衡对道家思想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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