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丨驳斥谶纬神学，倡导科学执政(上)-南阳市张衡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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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在《应间》中说道：“盖闻前哲首务，务于下学上达，佐国理民。”由此可见，他没有一味地埋头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相反，他十分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前途和百姓疾苦，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政治抱负。

张衡生活的年代，是东汉王朝从强盛而渐趋衰落的转折期。这一时期，帝王更迭频繁，软弱无能，政归外戚，权由宦官，贿赂公行，诈伪丛生。各种势力各谋私利，竞相奢华，矛盾与利益交织，亲戚攀援，相互勾结，政治十分昏乱。面对这种局面，张衡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改良思想：加强中央集权、礼制治国、整顿学术、精选良才、禁绝图谶等。虽然，张衡这些政治主张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权，带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并不完全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意愿，但他这种愤世疾邪、忧国爱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后人学习和敬仰的。

在中世纪，科学是神学的婢女。科学家每前进一步，都必然要遭受重重阻力。要想从事科学研究并取得成就，就必须以顽强的斗志抗击黑暗势力。张衡正是在不断抗击种种阻力中前进的。

——邓文宽《我国古代的伟大科学家张衡》

东汉时期，盛行着一种谶纬神学。它凝括了政治、哲学、宗教等多种力量，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用以愚弄、欺骗劳动人民，强化其统治地位的舆论工具。这种谶纬神学毒化了整个一代社会意识形态。

图谶萌芽于先秦时代的“河图洛书”。河图洛书原是一种应帝王受命的祥瑞和神物，是一种神秘的预言。它以神的启示的方式进行宣传，也就是神预示人间吉凶祸福的启示和隐语。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初就出现了“亡秦者胡也”的谶语，于是秦始皇就大修长城，严防匈奴（时人称匈奴为胡）。但结果是秦朝没有亡于匈奴，而是亡在秦二世胡亥手里，时人戏称“此胡非彼胡”。

至两汉，因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不同的社会文化需求，人们对其作了种种推演、改造，“河图洛书”遂演变成“龙马负图，神龟贡书”的神话般的传说故事及图谶之说，并日益图式化和玄理化。河图洛书的嬗变不仅对于古代易学、儒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而且对政局兴衰、朝代更替和人们的文化生活也产生了诸多影响。

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崇尚经学。谶语附会儒学，与经义挂钩，迎合时尚。因此方士们就把揣摩时势的谶语同经学结合起来，这就是汉代谶纬神学真正的起源。所谓“谶”，“诡为隐语，预决吉凶”；所谓“纬”，则是用神学观点来解释经义，假托神意，假托孔子而作的书。与《易经》、《诗经》、《书经》等“六经”相对应，有《易纬》、《诗纬》、《尚书纬》等所谓“六纬”。经是基本原理，纬则是把经学神学化。到了东汉时期，河图洛书已经演变发展成为有文字，成篇章的书籍，并配以图谱，而且和谶纬之学融合在一起，故名之曰图谶。

谶和纬都在宣传天可以谴告人的迷信思想。如《春秋纬·运斗枢》云：“人主自恣，不循逆天暴物，祸起，则日蚀。”《春秋纬·文耀钩》云：“彗入斗，辰守房，天库虚，狼弧张，期八年，王伯起，帝产亡，后党嬉。”这都是用天上星象变化来附会人事，预示吉凶。纬书还把帝王圣人神化，并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都是由天命安排好了的，其兴必有祯祥，其亡必有妖孽。

谶纬之学达到高峰期，当在光武帝即位之后。光武帝刘秀曾利用图谶称帝，取得政权后，继续把谶纬奉作重要的统治工具。在发布诏命、制定法令、施政用人等方面都要根据图谶，引用谶纬。中元元年（公元 56 年），又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企图以儒家学说与谶纬神学的混合物作为武器，加强对人民思想的统治。至此，图谶成为最高皇权认可的法定的经典。光武帝的这些做法使得河图洛书日益正统化和神圣化，图谶之学大为盛行起来。如《后汉书·张衡传》所云：“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谶，兼附以妖言。”

光武帝之后，明帝、章帝等沿袭其风，大搞图谶，河图洛书对当时儒学和整个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建初四年（79年），就在张衡出生的第二年，因经学家多分歧，汉章帝亲自主持召开白虎观会议，由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陈述见解，“讲议五经异同”，意图弥合今、古文经学异同，汉章帝亲自裁决其经义奏议。会议的成果由班固写成《白虎通义》一书，后简称《白虎通》，亦称《白虎通德论》。该书系统地吸收了阴阳五行和谶纬之学，形成今文经学派的主要论点，继承和发展了董仲舒以来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哲学思想。文中大量引征各种谶记、纬书，作为讨论问题的根据和旨归，使谶纬经学化，科学也被神秘化，国家在用人和礼乐制度上也渗入了谶纬的污痕。谶纬学的猖獗不但污染了儒家经典，更严重地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禁锢了人们的思想。